西方学者对于汉字的困惑与迷恋由来已久。譬如大哲莱布尼茨早在1707年就表示：“如果能发现汉字的奥秘开云kaiyun.com，我们就能发现分析思维的工具。”2000年德国汉学家雷德侯出版《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在第一章“汉字系统”里，他这样褒扬说：“五万多个汉字的中国文字是独一无二的。发明这样一个形式系统，在其中能够创制总体数量如此庞大而又可一一辨识的单元，应当说是中国人最卓越的一项成就。这项成就为中国的一切创造了数量与复杂性的标准。”他指出，由于采用了偏旁部首、形符音符作为“模件”，人们在设计、使用、记忆不同的字形时有很大方便。根据认知学研究，中国人学习一个新字只需记住几个熟悉的模件在特定组合中的位置，汉字中的模件也有利于眼睛和大脑快速阅读。更重要的是，正是汉字表意符号的性质，使它超越了地方语音和历史变迁等限制。而欧洲的表音符号，在文字中只记录语言短暂的发音，每当一些说特别方言的人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他们的方言就有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语言，随之需要有配套的文字和文献。他调侃地说：“现在，倘若欧洲人要阅读五百公里以外或是五百年前的文字的话，那么他们就必须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换言之，“读不出”不影响“看得懂”，音韵变化和方言习惯，都不影响汉字的含义，“一位有教养的中国人能够阅读在这个国家的各个地区和任何历史时期撰写的绝大多数文献，即便其完成于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之前。因此，文字在中国成为保持文化一体性和政治稳定的最有力的工具”。